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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全球经验看，美国率先探索出一条以立法和政策为牵引、由市场力量主导的航天商业化路径。1984年，《商业太空发射法案》为私营企业进入航天发射领域打开制度空间；2015年，《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》确立太空资源相关产权，并推动结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对国际空间站运输服务的垄断；2018年发布的《太空政策指令1号》进一步明确，将近地轨道常规运输与服务交由市场承担，NASA转而聚焦深空探索。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，“政府作为锚定客户、企业提供市场化服务”的商业航天模式逐步成形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径更具“国家引导、市场参与”的特色。我国航天体系长期由国家主导，近年来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，政策层面持续引导商业力量进入航天领域。2020年，被纳入“新型基础设施”范畴，民营企业在发射、通信载荷及应用服务等环节的参与度持续提升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商业航天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协同中加速推进。展望“十五五”，在前期基础设施逐步成型的背景下，行业发展也将从探索期迈入体系化推进的新阶段。

　　永赢基金基金经理刘庭宇则从商业模式角度指出，支撑商业航天发展的重要条件，在于是否存在用户和企业愿意付费的应用场景，并为产业链企业带来超过成本的回报。产业逻辑逐步转变的同时，行业所处阶段也在发生变化。围绕火箭环节的技术进展，曹璐迪认为，火箭环节的技术突破尤为关键，以朱雀三号为代表的一系列试飞，验证了未来低成本、大推力、高频次发射所需的一系列基石技术，在火箭层面上我们进入了由技术验证向规模化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。